《左传》中“民”字屡屡出现：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夫礼，所以整民也。”

《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民的基本语义，许慎《说文》说得很清楚：“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孔颖达《正义》对以上文献中的“民” 分别作如下解释：“民谓甿庶，贵贱者皆是也”，“民者，人也”，“民谓人也”。童书业先生说：“所谓‘民’即人民义，并非一种特殊身分”［9］131。他将民字在古代的意义概括为以下三种：其一，即人也。其二，即士、农、工、商也。其三，即被统治者［9］131。在此基础上，童先生得出“盖‘民’即凡人也”［9］132之结论。

先秦文献和周代彝铭中的“民”，身份等级和职业构成颇为复杂。然按照童先生的解释，既然“民即凡人”，因此不论释氓、甿、萌为“野人”、“都鄙之民”抑或是“田民”，其属于“民”的范畴是毫无疑问的。由此可知，扬雄《方言》、许慎《说文·民部》、张辑《广雅·释诂》等著作皆释“氓”即“民也”，并无大的问题。综上所论，傅先生以“自部落名变为阶级名，自阶级名变为达名”揭示“民”之语义演变，大体符合先秦、秦汉时期的部分历史实际。

三、周代文献中“氓”之身份辨析

周代文献中“氓”的身份问题，是周代社会结构和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故长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就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氓”的身份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氓”为奴隶。杨荣国先生曾提出“氓”的身份是奴隶［10］。在此前后，彭荫雒［11］、王文清［12］等学者重申“氓”为奴隶说。

2.“氓”是一种特殊身份的称谓。林沄先生认为，“氓”的出现，标志着一部分公社成员开始脱离原属的公社去寻找新的乐土［13］。陈昌远先生亦认为氓“是村社共同体成员向新的封建个体农民转化的这类阶层的人”，“他是专指从别国迁徙来侨居而受到优待的村社共同体成员”［14］。

3.无地之民。黄现璠先生说：“古代没有教养文化的人为民，转音加亡为氓。左旁亡为无字，当无地之民解。”［15］

4.“氓”为自由民。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荫农先生提出“氓”为自由民说，以为“氓”是从别国迁来侨居的自由民［16］。谷霁光先生则称：“氓从民亡，氓的来源最初或为自由民流亡后依附于人者，或为奴隶逃亡后获得身份改变得跻身于流民之列者。”［17］

经过学术界多年的争论，“氓”为奴隶的观点已基本上不再为学者所接受。在《诗·卫风·氓》言氓“抱布贸丝”，《孟子·滕文公上》说氓可以“受一廛”，《周礼·地官·遂人》言“以田里安甿”，综上所述，周代文献中的“氓”、“甿”哪像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可以被任意杀戮的奴隶？

以上第二种观点，“氓”为流徙的公社成员或村社共同体成员之解释，在今天看来，同样疑点不少。根据学者的研究，“西周时期的公社最少有三种类型，即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以及边鄙少数民族的原始氏族公社等……但从总的情况看，它已经不是原始形态，而仅仅是显著的残余了”［18］。有的学者指出，《周礼》所反映的农村公社“已出于解体阶段”［19］。《诗经·卫风·氓》最早可能为西周时期的诗篇，《孟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献，《周礼》的著作时代虽历来争议很大，但更多的学者普遍以为其为战后期人采择西周及春秋时期的官制与其它相关的原始资料，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已实行的有关政治制度，再加上编撰者自己的政治理想，综合融会，编纂成书。《管子》学术界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可能出自稷下学派的学者之手，其中包含儒、道、法、兵、农阴阳等家思想①郭沫若先生说：“《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张岱年先生说：“《管子》其他各篇大约是战国中期至汉代中期的作品，大部分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参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47页。。因此，《诗经》、《孟子》、《周礼》、《管子》的著作时代大体处于农村公社的残余从衰退到彻底解体的阶段，将以上文献中的“氓”、“甿”释为流徙的公社成员或村社共同体成员，显然与周代社会基层组织的历史实际并不符合。

文章来源：《农民致富之友》 网址: http://www.nmzfzyzz.cn/qikandaodu/2021/0330/6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