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第三种观点，将“氓”释为“无地之民”，则疑问更多。古代文献中的“亡”字，最基本的语义并非是“无”，也更导不出“氓”就是无地之民的结论。许慎《说文》：“亡，逃也。”段注：“逃者，亡也。二篆为转注。亡之本义为逃。”因此，释“氓”为无地之民，缺乏可靠的根据。

由此可知，以上第四种观点，“氓”为自由民之说，似亦有值得商榷之处。自由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屡屡论及：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20］160

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20］164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按：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21］250-251

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自由民的概念普遍运用于各国奴隶制社会，是奴隶以外的群体的统称。自由民的根本特征是享有公民权和财产权。他们不同于奴隶，享有人身自由，他们一般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并依靠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其中极少数比较富裕的也能占有和使用少量奴隶。这些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属于自由民，但他们不能参加政权管理国家大事，在经济上受奴隶主、高利贷者、大商人的盘剥和压榨，不仅要给奴隶主国家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还要服兵役和各种劳役，生活极不稳定，往往贫困破产沦为奴隶或无业游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自由民，不仅成分复杂，而且等级分明。将《诗经》、《周礼》、《孟子》、《管子》等先秦文献中所说的“氓”、“甿”释为自由民，显然与周代社会结构的历史实际与经典作家的论述，很难吻合。

综合《诗经》、《周礼》、《孟子》、《管子》等文献记载，我们大体可以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

1.“抱布贸丝”表明，“氓”是农夫，并从事原始的物物交换。

2.“氓”有固定的居所，有耕作的土地。

3.“氓”在田里从事农业生产，向国家缴纳赋税。

显然，周代文献中的“氓”较之从事士、农、工、商等不同职业的最广大被统治者的“民”，身份和职业更为明确，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此可知，《说文》释“氓”为“民”，释“甿”为“田民”，较为符合古代的历史实际。段玉裁为《说文》作注时进一步讲到：“甿为田民，农为耕人，其义一也。”总之，“氓”、“甿”为周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似无可置疑。

需要补充的，从周代文献所透露的信息看，丝毫看不出“氓”、“甿”有逃亡、迁徙之意。近代以来文献中有“流民”、“流氓”二词，语义相通。如同治二年（1863）收入《清实录》的清政府的公文所载，苏嘉地方由于“逆内有洋人施放开花炮，叠次向营轰打，白齐文又先带流氓洋匪二百余人投入苏贼。虽我军尚能抵御，总须设法断其接济，方可制贼死命。即著李鸿章商令英法美各领事出示严禁，不准各国流民偷入济匪。”［22］470从前后文的意思看，这里所称的流氓与各国“流民”大体相同。同时期，天津地方有一个叫梅成栋的文人，他曾在一首诗中用过流氓一词：“清晨步街市，见有流氓在，褴褛行复行，菜色面庞改。肥人料已瘠，长人似亦矮。有妇抱幼儿，草标乞人买。垂泣告路旁，听之语可骇：‘家住文安县，被淹无稻蟹；逃荒赴关东，数口小车载；鬻儿冀投生，免被奸徒拐；当此饥馑年，流离沉苦海。’”［23］121-122从梅成栋诗中的意思看，流氓仅仅是指流亡者或游民。倘若“氓”有“逃亡”、“流徙”之意，则又何必在“氓”之前更加一“流”字加以限定？总之，周代文献中的“氓”似并不包含逃亡、流徙之意。古代文献训“氓”为“民”、训“甿”为“田民”，大体不误。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周代社会性质的认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固然，从西周到春秋、战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作为社会结构主体的“氓”，其身份并非奴隶，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此看来，周代社会性质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的不同观点，均有必要重新进行新的审视和更为深入的探讨。

文章来源：《农民致富之友》 网址: http://www.nmzfzyzz.cn/qikandaodu/2021/0330/6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