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氓”由族名向达名转化之语言学考察

为进一步探讨“氓”之原始语义，有必要对先秦文献中的“民”的概念进行一番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

以前，郭沫若先生曾结合文献和甲骨文资料，正确指出：“卜辞中无民字，亦无从民之字……《盘庚》、《高宗肜日》、《微子》那几篇《商书》都已经有了民字……但这无疑是经过后代儒家所润色的”［3］41。值得注意的，《尚书·周书》诸篇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班簋》、《大盂鼎》铭文均已屡屡言及“民”，以上表明，“民”的概念至迟于西周早期已经发生。

早在抗战时期，傅斯年先生曾从语言学角度论及“古者本无‘人’之一个普遍概念”［4］105，并提出“‘民’之一词亦疑其本为族类之名”［4］106的观点：

民、蛮、闽、苗，诸字皆双声，似是一名之分化。［4］106

（人、黎、民）三词，由部落之类名成为人类之达名者，盖有同一之经历焉。其始为广漠之部族，曰人、曰黎、曰民，似皆为丁口众多之种类。及其丧师，夷为下贱，新兴者口少而居上，旧有者口多而居下，于是人也黎也民也皆称为阶级社会之名，即社会中下层也。最后黎、民二字亦失其阶级性而为广泛的众庶之称，人乃更为溥被，成为爰颅方趾者之达名矣。自部落名变为阶级名，自阶级名变为达名，此足征时代之前进矣。［4］106-107

继傅斯年先生之后，徐中舒先生分别从语言学和民族学角度对先秦文献中“民”、“氓”之间的关系继续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氓和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土著部族。他们和历史上称为蛮或闽的人，都属同音同义的名称。在更古的年代里，他们就应属于同一族类的人群。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在印欧语系里以man为人的单数之称，以men为人的复数之称。在单音缀的汉语，虽无单复之分，但宋元以后称复数的人仍缀以每或们，如我每、你每、我们、你们、他们之类，每或们，也就是民或闽的转音。这一个名称，可能为人类同源说在语言上的一个佐证。

貉或作貊，从百，乃后起的形声字。貉、貊为入声字，古收K声。莫白切就是在氓民的尾音后面，加上了一个K的收声。貉如为形声字，它也只代表这个收声。据此言之，貉也应是氓、民的转音。因此貉族也就是从氓、民分化出来的一支。［5］

事实上，傅先生“‘民’之一词亦疑其本为族类之名”和徐先生“氓和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土著部族……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观点，长期以来，学术界并非引起高度重视。就中国上古时期的情况而论，随着人群流动和族群混融，战国、秦汉时期，蛮、闽、貉、貊的语义不断发生变化，诸如《说文》释蛮“南蛮，它种，从虫”、释闽“东南越，它种，从虫”，释貉“北方貉，豸种也，从豸”，均为战国、秦汉时期后期之义。以蛮为例，先秦、秦汉时期文献中有百蛮①《诗·大雅·韩奕》：“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群蛮②《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南蛮③《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北蛮④《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徙。”、荆蛮（蛮荆）⑤《诗·小雅·采芑》：“蠢尔荆蛮（一作蛮荆），大邦为雠。”、楚蛮⑥《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等不同称谓，此外，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中还屡有“八蛮”［6］861、“六蛮”［7］2616等名称，由此可知，“南蛮，它种，从虫”及“南方曰蛮”［8］1338的族群观念与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和蛮、闽、貉、貊类似，民、氓实即最广大的“人”的统称。

值得注意的，和蛮、闽、貉、貊类似，“民”之语义也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左传》昭公七年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周代“人”由于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而日益复杂，“人”与“民”、“氓”的语义逐渐发生分野。如《国语·齐语》中，管仲将“民”区分为“士、农、工、商”，但其仍不足以概括所有的“人”。“四民”之外，显然还有王、君、诸侯等已不再称作“民”、“氓”，但作为“民”的主体则常常与“人”连称，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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