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中，Logit[p（y=j）]表示y=j 时的概率，β0为常数项，βii（i=1，2，…，n）为待估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项.

相对优势比rrrik表示两种不同选择发生的概率之比，即当且仅当xk变化而其他所有x 不变时，y=j 发生比变化的倍数[6]，计算公式如下：

2.3 结果分析

回收问卷并经审核和检查后，用SPSS 软件建立多项Logistic 回归模型.由于此次调查中，选择个体医生的占15.21%，村镇卫生室及门诊占67.52%，县级医院占12.72%，市级及以上医院占4.54%，即选择县级和市级以上医院就诊的占比均较少.为便于进行回归分析，这里将参照类别设为个体医生（y=1），就诊单位分为卫生院及门诊（y=2）、县级及以上医院（y=3）两类，回归估计仅保留通过10%显著性检验的解释变量.具体结果分别见表2～4[7].

表2 个人特征影响的Logistic 回归结果

2.3.1 个人特征对医疗就诊单位选择的影响分析

表2 显示，个人特征对农民医疗就诊单位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1）就性别而言，回归系数分别为-8.759 和-0.729，即男性与选择卫生院及门诊、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负相关，并在0.01 水平上显著.（2）就年龄而言，不同年龄段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即年龄与选择卫生院及门诊、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呈正相关，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的患病机率和程度都在增大，患者更倾向选择更健全更完善的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例如，年龄在25 岁以下选择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的概率与选择个体医生的概率之比是65 岁以上的6.29E-11 倍，选择卫生院及门诊的概率与个体医生的概率之比是65 岁以上的230.05 倍.（3）就文化程度而言，该项回归系数远大于0，表明居民文化水平高低与选择就诊单位等级呈显著正相关；而且相对优势比数值均大于等于5.20E+19，即各不同文化水平的居民选择卫生院、门诊、县级及以上医院概率均高于文盲居民，该现象与个人的学识范围存在一定的联系.（4）就健康状况而言，过去一年的住院次数与就诊单位的选择呈负相关，即健康状况越差需经常治疗的农民，由于不菲的医疗费用意味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反而不愿选择高等级医疗单位就诊，这说明目前“新农合”的实施还不能完全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2.3.2 家庭特征对医疗就诊单位选择的影响分析

表3 家庭特征影响的Logistic 回归结果

表4 医保特征影响的Logistic 回归结果

由表3 可见，家庭特征对就诊单位选择的影响总体不是很显著：（1）就家庭成员数量而言，其与选择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呈负相关，与选择卫生院、门诊就诊关系不显著，且均未通过10%的统计显著性检验.（2）就家庭兼业类型而言，其对就诊单位的选择行为影响不显著，不具有统计意义.（3）就收入水平而言，所求回归系数为正意味着家庭收入水平越高选择高等级医院就诊的概率越大；另外，相比4000元/月，月收入水平在999 元以下、1000～1999元、2000～2999 元以及3000～3999 元的居民选择卫生院、门诊的概率分别是选择个体医生的0.332、0.093、0.013 和1.081 倍，并都在0.01 水平上显著，而选择县级及以上医院的优势比远小于0，这说明居民会结合自身经济水平进行选择，收入低负担不起大型医院的费用，故而更倾向小诊所就诊.（4）就县城是否有亲戚而言，县城有亲戚和选择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呈正相关，在县城在有亲戚的居民选择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的概率是个体医生的11.289 倍，说明去城市就诊的路程、住宿等问题是影响农民就诊单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2.3.3 医保特征对医疗就诊单位选择的影响分析

表4 显示，医保制度是影响农民医疗就诊单位选择的主要因素：（1）就医保模式而言，医保模式的选择和是否用过“新农合”报销均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即农民选择以公费、自费或商业医保和有关“新农合”的使用经验均对就诊单位的选择影响不大.（2）就合作医疗了解度而言，越了解的居民选择高级医疗单位的概率越大，而不了解、不认同的居民选择卫生院及门诊的概率是选择个体医生的71.515 和477.533 倍，选择县级及以上医院的概率是个体医生的1.91E-10 和1.24E-11 倍，说明不了解、不认同合作医疗的居民更倾向卫生院和门诊，了解支持的更倾向大型医院.（3）就医保制度而言，对合作医疗补偿程度以及“新农合”制度评价是影响居民就诊单位选择的显著因素，其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对“新农合”制度和实施效果越满意的居民，患病时选择大型医院就诊的概率越大.

文章来源：《农民致富之友》 网址: http://www.nmzfzyzz.cn/qikandaodu/2021/0624/7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