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型972消瘦/正常2985(87.2)2664(84.2)2512(81.3)2336(72.9)1474(72.7)1435(68.3)1346(62.2)1078(57.8)437(50.3)超重391(11.4)441(13.9)497(16.1)707(22.1)449(22.2)531(25.3)636(29.4)583(31.3)311(35.8)肥胖 47(1.4)59(1.9)82(2.7)161(5.0)104(5.1)134(6.4)182(8.4)203(10.9)121(13.9)

2.年与2015年我国九省(区)农民超重、肥胖的人口经济特征

在1991年，女性超重、肥胖比例高于男性，超重肥胖率总体不高。到2015年，约50%的研究对象处于超重、肥胖状态，且北方地区的农民超重、肥胖比例高于其他地区(表3)。

2.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农民超重肥胖危险性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超重肥胖危险性增加；北方、中部地区农民超重肥胖危险性高于南方地区农民；高收入水平的农民超重肥胖危险性高；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超重肥胖危险性高(表4)。

表3 1991年与2015年不同人口经济因素农民超重肥胖检出率分组1991年2015年正常超重肥胖卡方值P值正常超重肥胖卡方值P值性别男1545(82.8)281(15.1)39(2.1)92.00<0.01206(47.0)149(35.6)63(15.1)0.930.63女1440(92.4)110(7.1)8(0.5)231(51.2)162(35.9)58(12.9)年龄(岁)18～(90.5)117(8.7)11(0.8)25.55<0.01038(55.9)24(35.3)6(8.8)～(84.2)199(14.1)25(1.8)140(45.9)121(39.7)44(14.4)50～(87.1)75(11.3)11(1.7)259(28.8)166(37.1)71(34.1)收入水平低1026(89.9)103(9.0)12(1.1)(51.6)99(34.3)41(14.2)4.770.31中999(87.5)129(11.3)14(1.2)157(54.0)97(33.3)37(12.7)高960(84.2)159(13.9)21(1.8)131(45.3)115(39.8)43(14.9)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710(85.3)267(13.3)28(1.4)(48.6)52(37.1)20(14.3)0.460.98初中317(87.8)39(10.8)5(1.4)126(51.4)84(34.3)35(14.3)高中及以上958(90.6)85(8.0)14(1.3)243(50.2)175(36.2)66(13.6)地理位置北方235(81.6)47(16.3)6(2.1)119.24<0.01139(42.4)123(37.5)66(20.1)中部940(79.7)209(17.7)30(2.5)75(48.1)59(37.8)22(14.1)南方1810(92.5)135(6.9)11(0.6)223(57.9)129(33.5)33(8.6)

表4 2015年农民肥胖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分组βWald卡方OR95%CIP性别男1.00女 0.14 ～1.40<0.01 年龄(岁)18～341.0035～490..～2.93<0.0150～640..～2.60<0.01地理位置南方1.00中部0..～3.33<0.01北方～2.60<0.01收入水平低1.00中-～高～1.27<0.01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00初中～1.190.14高中及以上～1.30<0.01

3讨论

本研究发现，1991—2015年间，农民肥胖率逐渐上升，从1.37%上升至13.92%，约50%的农民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这与其他调查结果一致[7-9]。多因素Logistic分析发现，女性农民超重肥胖危险性是男性的1.31倍，提示农村地区的女性应更加注意自身体重水平，采取适当干预措施。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超重肥胖危险性升高，35～49岁、50～64岁年龄组超重肥胖危险性分别是18～34岁年龄组的2.18、2.37倍，这可能与低年龄组体力活动大而高年龄组的人群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减轻、生活安逸有关[10]，因此，中老年农民是我们干预的重点人群。北方地区农民肥胖危险性高于南方地区，这可能与南、北方居民生活习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有关[11]。高收入水平组的农民超重肥胖危险性是低收入水平组的1.18倍，提示经济发达地区、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可能更需要营养宣教。

本研究发现，性别、地理位置、年龄、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肥胖的关键因素。除了年龄、性别等不可改变的因素外，膳食因素也对慢性病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研究显示，1991—2011年间，中国农民的膳食结构水平略有提升，但食物消费状况仍存在问题，如食盐、食用油摄入过多，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等[12]。膳食结构不合理是引起超重、肥胖率上升的重要因素[13]，如何减小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身体健康素质的下降[14-16]，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农民肥胖率高、健康状况形势严峻，应采取合理的营养干预措施，帮助农民获得营养知识、形成健康生活方式、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应加强北方地区农民的营养教育，尤其注意中老年人群。◇

[1]刘新燕.北京市海淀区青壮年农民超重与肥胖调查分析[J].河北医药，2013，35(14)：2200-2202.

[2]任琳，裴磊磊，颜虹，等.陕西汉中农村居民超重肥胖现况调查[J].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13，35(1)：47-51.

[3]李青，蔡乐.肥胖相关慢性病的疾病负担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J].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16，37(2)：1-4.

[4]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组.1989—2009年中国九省(区)居民膳食营养素摄入状况及变化趋势(一)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总体方案[J].营养学报，2011，33(3)：234-236.

[5]翟凤英.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与营养状况变迁追踪[C].中国营养学会公共营养分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居民膳食与营养状况变迁论文集，2005.

文章来源：《农民致富之友》 网址: http://www.nmzfzyzz.cn/qikandaodu/2021/0422/668.html